诗性人格何处寻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理想人格建构

文/龙腾 肖百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摘　要：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人格是缠绕其叙事话语的一条重要纽带。创作主体意识到在现代文明理性至上的准则下，个体人格朝着异化方向发展，逐渐沦为“欲望的载体”。为此，她从大自然的神秘质素中发掘人性基质的纯净和美好，又在边地环境中洞见底层民众的生命热望和伟力，并从信仰的洗练中，竭力寻觅个体道德意志和精神人格升华之良方，从而对都市文明病的浅表价值取向进行纠偏，吁求社会主体从过度膨胀的自我中心、工具理性、物化之困的枷锁中解脱，为构筑现代社会精神图景提供路径。

关键词：迟子建；理想人格；诗性；建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用“世界的祛魅”描绘了现代社会科学化、理性化的生存场景下，工具理性越位，价值理性旁落，物质功利主义逐渐取代价值深度和人文诉求。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则用“单向度的人”表明人渐趋成为工具理性的符码和效用的准则，寓意着社会个体人格危机来临，当消费、技术、工具等元素成为表征现代文明的符号，一个“剥夺人的个性，瓦解人的意志，使人成为丧失批判力的消费动物”{1}的社会也因此形成。在现代文明工具理性至上的影响下，即使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也不可避免遭受冲击。在漠河北极村出生、白山黑水间长大的迟子建深刻地感知到，家乡的岁时风俗不断式微，人格朝着异化的方向发展。为此，她致力于理想人格的形塑，通过小说的书写，为现代文明境况下人格的健康发展提供范式建构。她擅长用生存境界来构筑人性的血肉命脉，实现对“祛魅”世界人作为工具理性和欲望载体的价值反拨。她的小说经常通过神性世界的表意化叙事，吁求用“复魅”的创作方式，建构起道德和美育伦理的桥梁，完成道德主体向生命本真的诗质超越和精神意志的诗性升华。

“个体人格的道德自身作为内在理性的凝聚，可以显现为一种感性的生命力量。”{2}这种由个体人格衍生出来的生命力量对伦理价值、感情向度和思想情操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精神话语导向。作为创作主体，迟子建主要通过对边地人民的生活情态和场景的描摹来唤醒人们的道德感召和情感意志，建立人性美质中的健康、优美人格，张扬边缘人物生命强力和伟力，并以一种“道德的宗教”来激发人性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感召。纵观学术界对迟子建及其小说的研究，可谓数量较夥，较少有学者对其作品中的诗性人格进行发掘和追寻，即使有少量研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探询的深度和力度也有所欠缺。因此，从该视角出发，利于拓宽迟子建小说研究的学术视域。

一、“人的自然化”：人性基质的纯净性灵

李泽厚在马克思哲学“人化自然”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著名的“人的自然化”的美学观点，即“本已 ‘人化’‘社会化’了的人的心理、精神又返回到自然去”{3}。“人的自然化”强调人的受动性，指在大自然的润泽化育下，生命主体的理性凝聚在自然的生理中，生命感性的澄怀味象以一种超脱的情怀，给予性灵以一种纯净、健康的品质。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纠偏，是对造成“人的异化”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之后，吁求人按照自然规律调整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之旨归。现代社会，随着科技主义至上的观念深入，欲望增殖和工具理性越位导致价值理性缺位，人类在自然面前常常以征服者的姿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摒弃了对自然的敬畏心，其个性气质和原始的精气神不复当初那样纯净无瑕，因此“为自然复魅，就是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神秘性，承认大自然是人类养育者”{4}，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目标和审美形态。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神性世界焕发出来的神秘质素具有召唤感性生命的虔诚和肃穆，传递出社会性中的自然性，强调生命本真的复归。短篇小说《逝川》以阿甲渔村捕泪鱼仪式展开，充盈着神话哲学的意味。传说在捕泪鱼这一天，如果村民一无所获，那么这家主人便会遭灾。这种行为机制的背后是为了祈福避祸，并非满足口腹之欲，因此它带有原始仪式的特征。主人公吉喜因帮村妇接生，错过了捕泪鱼的最佳时机。最终，归返渔村的渔民和渔妇在吉喜的桶里投放了十几条泪鱼。主人公的善良在这里得到了回报，温暖的人性也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宽慰，生命基质的美德闪耀着神性的光辉。小说中的“泪鱼”是仪式活动的主体，也是神性的载体。它在逝川河流中见证着吉喜孤寂苍凉的一生，也见证着她虽饱尝人生的辛酸和无奈、惨遭挚爱之人的抛弃，但仍然用善良作为人性的底色，给予他人关怀和温暖。在其他人捕泪鱼之际，吉喜用人性的温情接待新生命见证世界的曙光，而渔民、渔妇馈赠泪鱼给吉喜，实现了精神上的反哺。渔民和吉喜传递出来的互爱，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蕴。而“逝川”作为象征着生死交替的时空之流，流淌着绵延不绝、相互传递的友爱之情。本是通过捕泪鱼的仪式，为生命的祥和安宁祈福，却因渔民们坚守和传递着良善的种子，给逝川河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

马克思有言，当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5}这显现了“自然的人化”过程和“人的自然化”过程的内在一致性，如若切断了这种关联，陷入金钱至上法则的囚笼中，人便渐趋异化并因此滋生痛苦。迟子建在小说《采浆果的人》中着重凸显情节的突转以及“坚守秋收/放弃秋收”“道法自然/效用载体”“幸福/痛苦”等对立情节来揭示哲理意蕴。金井的小农庄里，原先人们遵循着自然的法则，恪守着一年一度的秋收。随着城里人以现金高价收购浆果，农庄里的人，除了大鲁、二鲁和苍苍婆以外，其他人都不顾一切卷入金钱的旋涡，任由贪恋奢欲勃发，自食恶果。采浆果的人中，曹大平夫妇是被欲望所累的典型，在独享隐匿在河流转弯处的浆果后，为了挣取更多的钱，不顾水流湍急，冒险渡河，不仅一上午的成果付诸东流，曹大平还受惊着凉，他女人不得不整天守着他，既不能采浆果，又不能去秋收。最终，他们用苍凉迎接冬天。相反，大鲁、二鲁质朴憨痴，没有过多的欲望和精于算计的头脑。他们用坚守自然法则，完成了秋收，只采了极少的野刺莓作为冬日诗意生活的点缀。迟子建用智与愚、得与失的相互悖逆和相互转变，揭示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曹大平夫妇用“社会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效益，而大鲁、二鲁则坚守自然法则，于大自然的节奏中保持自我生活的律动，超然物欲，以超功利的情怀适度寻求生活的美。这与其说是迟子建对生存哲思的一种思考，倒不如说是对“人的自然化”状态下性灵纯度若几许的发问。

如果说这种对立的情节是迟子建对“人的自然化”状态下生存的思考，那么作为有机符号系统的苍苍婆，则寄寓着作者借大自然的诗意和迷醉来寻求精神指向的复归。苍苍婆的男人在她三十岁时就瘫倒在炕上了，此外，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要抚养，生活的重担使她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因而被人们唤作苍苍婆。面对困窘的生活，苍苍婆学会用大自然的诗意情怀化解人生的苦难。“雨雾天气中别人都死气沉沉的，她却兴趣盎然地在雾中雨中穿行，有时还放声歌唱着。”{6}除了在雨雾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之外，苍苍婆还在星空的照耀下获得乐观的情怀，她“发现夜空中镶嵌的星星就像一床蓝地黄花的缎被盖在她身上，令她无比陶醉，她就索性多躺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爬起来，朝家走去”{7}。苍苍婆于大自然的洗礼下，其主体人格经大自然光辉的浸润而升格，小说结尾写她拒绝接受收浆果人金钱的施舍，就充满象征意味。它意味着社会个体在和大自然的肌理中，一种反异化、超利害的命题转化为精神情怀和人格的超脱、超越。

除此之外，迟子建善于塑造傻子形象来作为“人的自然化”状态的一种符号表意。小说中的傻子散发着纯净无瑕的人性光芒，他们丧失了常人的智慧，也没有被欲望过度熏染，却拥有常人失去的自然本真的性灵。傻子赋予作品叙事意义，也表露出对现代文明理性世界的怀疑、批判和思考。如《候鸟的勇敢》的张黑脸被老虎吓呆后，失去了对世俗生活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却能感知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变化，且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候鸟管护站的鸟儿身上，回归到人性的质朴和善良，和媚上欺下，只知捞取钱财、升官发财的周铁牙形成鲜明的对比。张黑脸把鸟儿像亲人一样尽心尽力照顾，说明他潜意识里把自己内化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就是“人的自然化”的一种表现。在此状态下，孕育着他纯净的人格，他始终保持灿烂的微笑，和尼姑陷入世俗的感情纠葛之后，内心惶恐不安，干活更加卖力，每天等待老天惩罚自己，更加体现了人性的真和纯。《雾月牛栏》的宝坠被继父一时冲动暴揍，头撞在牛栏上，失忆成了傻子。他和牛住在一起，细心照顾它们，天冷时，担心它们着凉。牛在啃食青草，宝坠在自然中感知草的柔韧性和纯度，并与云雾玩起了捉迷藏。在某种程度上，宝坠和牛互为镜像，同构为一体，都尽情享受着自然的简单和纯粹。宝坠用对动植物的备至关怀、入微体贴，来消泯人世间的怨和怒，体现了自然本真的美好人性，这便是“人的自然化”之外显。

质言之，在“人的自然化”图景描摹下，迟子建力图发掘自然本真的人性，赋予其灵性和尊严，于简单纯粹中寻找健康、优美、纯净的人格，用返璞归真的状态摒除心灵上的杂质，试图在烦嚣的现实、社会的浮躁中培育出心灵上的净土。这是对现代文明强调效用至上准则的一种思考，更是撕下包裹住人性的欲望外衣，建构美好德行的理想愿景，它抑制了欲望的膨胀和工具理性的甚嚣尘上，使得个体人格于“自然化”的模式中朝着纯净方向建构。

二、边地生存：生命冲力的韧性绽放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吸收达尔文、拉马克、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思想，在《创造的进化》一书中，将高寒极地、火山边缘等无比艰苦环境中依然有生命的迹象解释为“生命的个体之间、代际之间递相传送的这种普遍生命，同时应被视作一种努力，一种冲力，一种需要克服物质和环境的种种困难从而表现自己的生生不息的卓绝抗争，从而这种普遍生命同时也是一种‘生命冲力’(elan vital)”{8}。当今社会，些许人耽溺于充沛物欲的追寻，缺乏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以致滋生出精神颓靡、意志纤弱等病态，原始的精气神和生命强力逐渐让位给现代社会的浅表价值取向。创作主体聚焦于边地生存视域，通过对边地残酷自然生存环境的描摹和展现，勾勒出边地民众生存群像，发掘底层民众的生存韧性和鄂温克族及鄂伦春族的原始生存方式，奏响边地生命旋律，张扬起生命强力之旗，彰显强烈生命本能，折射出对渗透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状态的深切思索，使得生命以一种强大的韧度和坚硬姿态复归。

底层民众生存图景的勾勒是缠绕在迟子建小说中的叙事纽带，通过洞见艰难生存环境下强烈的求生本能，使得生命迸溅出强悍和伟力。《树下》讲述的是生活在边陲小镇李七斗的故事。小说一开头就写她丧母，寄养在姨母家之后，遭受姨夫强暴的痛楚、身心的摧残，又面临着父亲的辞世，接着又在姨夫一家惨遭灭门的悲剧下侥幸捡回性命。在经历了白卡鲁山教书育人、白轮船的漂泊和农场安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七斗最终成长为一个内心坚强、富有坚忍品质的女性。纵观她的成长历程，居住在边地，物资匮乏，生活环境恶劣，亲情缺失，但就是在这种艰辛的生活压力下，七斗顽强地生存，最后以一种诗意栖居的方式寄寓在农场。她的坚韧构筑起生命伟力，对抗着肃杀的现实，反击着边地的恶劣环境和生活的不幸遭遇。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关于人的精神成长的小说，讲述“我”失去丈夫之后，在去往乌塘镇抚慰伤痛的路上，见证着各色人物粗粝、黯淡的生活现状。如陈绍纯悲凉的歌声背后透露着“文革”期间被挚友揭发的无奈，蒋百嫂怕黑的原因是丈夫煤矿枉死只能藏尸于冰柜，自己独自吞咽生活的悲痛，独臂人父亲挑起生活重担独自抚养单亲少年等事件，都描绘了边地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虽有残酷的现实、“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无奈，但他们仍将顽强作为生命底色，执掌于生活赐予的艰难磨砺，用生命的强悍和伟力对抗失范的社会、落拓的人生和不公的秩序。正是这种生命本能迸发而出的强烈生命伟力和强力促使他们鼓起生活的帆，以顽强意志作为内驱力和内生力，勇敢前行。

《亲亲土豆》中，生活在底层的秦山和李爱杰是农民生存韧性的典型代表。秦山肺癌晚期，强忍病痛收割土豆；妻子李爱杰在丈夫患病期间任劳任怨、耐心安抚丈夫，隐藏自身悲痛，透露着女性的隐忍和坚毅。《群山之巅》绘制出了各色各样坚毅顽强的底层民众生存群像。如面对生活赐予的劫难、丈夫的瘫痪，王秀满始终不离不弃，几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丈夫，用生命的韧性对抗穷蹇的日常。曾经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辛永库，一生受尽苦难，背负逃兵骂名，娶日本女人为妻，徒遭周围人的白眼，妻子走后，又承受着亲生儿子与自己断绝关系的痛楚。单四嫂被丈夫抛弃后，靠开煎饼铺子艰难持家，在穷困潦倒中和呆子儿子相依为命。这些底层民众用刚毅和坚韧的品质直面残酷的现状、诘难的人生，如同小草一般用自身的柔韧和强劲抖落凄风苦雨和霜淋雪打，展现出生命的强悍和人的伟力、强力。由此可见，对底层民众的着墨渲染，折射了精神向度的探索，在底层民众面对苦难的坚强和隐忍表征背后，一种生存韧性便鼓起生命的热望和活力，生命的强悍和伟力由此凸显。这是他们拥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直面苦难，在隆隆文明步履中顽强不屈的生存表现。这种生存表现，可谓是边地环境中的一抹亮色，也是生命张力的显露。

除了叙写底层人民在现实强力的挣扎和生存意志之外，迟子建还善于叙写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的原始生活方式和日常情态，发掘出生命强力和热望。正如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中所言：“热望本已在，蓬勃脱尘埃。沉沉睡眠后，野性重归来。”当生命热望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锤炼，一种意志强力便铸就而成，化为一股不可抗力催生出生命的激情和活力。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生活在东北莽莽的原始丛林中，过着游猎的生活，和外界接触较少，被称作野蛮人。边地的贫瘠与荒寒、艰辛非但没有消灭他们的存活意志，反而激发其生命本能，强悍的伟力由此迸发出奔放的生命泉流。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并因此“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9}，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人在文明的规训下渐趋朝着一个单向度的方向发展，肉体萎缩和精神退化成为常态，生命力疲软。迟子建用少数民族充满野性的生命力和勃发的生命精神吁求为现代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

《额尔古纳河右岸》采取民族志的叙述策略，讲述了鄂温克民族的游牧生活，从中折射出该民族的原始生命强力。小说描写了驯鹿瘟疫、白灾以及山林大火等灾难向这些自然之子侵袭而来，他们用顽强生命力和自己的智慧解决了。虽然居住环境恶劣，物资匮乏，还得提防猛兽的袭击，但他们总能用自己雄健的体魄和刚毅的体格直面现实窘境。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用跳舞来凸显生命的沛然奔放，如达玛拉能从黄昏跳到深夜，从深夜又跳到黎明，直至生命尽头仍在用舞蹈排遣自己的感伤情绪；马伊堪循着音乐情不自禁迈着灵动的步伐，生命的热流激荡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将人生的痛苦化作一种奔涌的热力对抗着吊诡的现实生存现状，和尼采的“超人哲学”不谋而合，显现出对生命强力的有力号召。

尼采曾发出“上帝死了！”的疾呼，不仅旨在批判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束缚了人的生命力，还批判现代理性将人的生命置于一种僵滞、枯竭的状态中。为此，尼采吁求人们在痛苦和磨砺中不断重估价值，凭借生命意志不断崛起、不断超越，从而成为超人。在某种程度而言，迟子建将笔触深入到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中去发掘人的生命意志，是对尼采“超人哲学”的中国化展演，号召生命强力与现代叛逆精神的回归，推崇用生命热望和强力来治疗“现代性”遗留的病灶。

《微风入林》中，鄂伦春人孟和哲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充满了原始力量和刚猛气息，像熊一样敦实，又“像一株充满旺盛生命力的树，傲然地舒展着韧性而强健的身躯，激情荡漾地持久地歌唱着”。和野蛮人孟和哲相比，陈奎整天暮气沉沉，力不从心，孱弱无力，甚至连夫妻之事也无法完成，充当着被现代文明阉割的符号。妻子方雪贞月事吓退之后，现代人陈奎和野蛮人孟和哲两种“治病”的方式，莫过于是原始生命力和现代文明之间的较量。最终，方雪贞被原始力量点燃生命情欲，其灵魂和肉体被充满生机和野性勃发的激情激荡开来。这一结局，表现出创作主体对原始生命力量的肯定和赞赏，以及对现代文明下的条规和惯例束缚人的生命热力的一种思索和诘问。

在生命强力的题旨抒写下，迟子建将边地少数民族的生命情态毫无掩映地展现出来，以一种奔放和充满热望的张力显示出他们的韧性生存。《群山之巅》中，能歌善舞的绣娘，作为一名鄂伦春人，一生都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强力，甚至在风烛残年时，还骑着白马在山林中搜捕罪犯的踪迹；《树下》的鄂伦春少年，骑着剽悍的白马，浪迹在莽莽雪岭中，彰显着生命的雄健和壮美；《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受官员胁迫的鄂伦春女子，在腊八节这一天，仍坚毅地用舞蹈和歌喉抚慰灵魂深处的哀伤。这些小说场景的描写，都显露着生命主体以自由奔放的姿态，追逐着生命的热力和伟力。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同恶劣的环境作无止境的斗争，用充满韧性的生存姿态和刚毅的民族品性让生命于广袤深邃中延展了意义深度和价值深度，高举自由的火炬，用活力和热情作为燃料，提供精神能量，让民族血脉始终跳动着、奔涌着，不断朝前，以生命的气势搏击僵滞的现实。这是一个民族的力与美、气和血的奔涌，蕴藉着民族精魂价值所在。

三、信仰洗练：凡尘俗网的精神救赎

“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拯救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好作家就是一个牧师。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10}创作主体总能在作品中融入一种精神信仰的关怀，用文字传经布道，让人在道德意志的感召下，升华主体人格。这种历经信仰的洗礼而铸就的精神境界使灵魂圣洁、无瑕。在信仰的观照下，或完成了自我救赎，实现了精神皈依；或“德善”走向“至善”，道德意志镀上纯美光环。

在精神信仰的观照下，欲望主体的甚嚣尘上受到来自道德意志生发出的悲悯情绪阻滞，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便铺就而成。《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便是很好的范例，她用犹太教信仰中的爱和美消泯恨意，实现自我境界的升华，得到救赎。吉莲娜的继父为了实现复国的目的，强迫她嫁给日本关东军司令不成后，和日本军官合谋，在咖啡中放迷药，导致奸计得逞。吉莲娜失身后，以装疯卖傻的方式逃脱了更为悲惨的命运，并向继父展开了报复。“她买了砒霜，每隔一周，悄悄用牙签将它们从烟嘴和烟葫芦拨拉进烟身，为他设置了一条死亡通道”{11}，吉莲娜用这样隐秘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后来，在成长路途中，她强烈地感悟到了自己的罪恶，并不断用宗教精神忏悔，满怀悲悯，用信仰的力量涤除自身的罪孽。最后，在宗教精神和道德意志的感化下，吉莲娜完成了自我救赎，并以超越的理想人格和道德境界自居，充当着他人的精神“教母”角色。

迟子建善于用宗教信仰的洗练作为净化心灵、除却污秽的一条路径，理想人格的范式于精神洗涤中得到升华，灵魂便栖息于理想的天国。《晚安玫瑰》中的主人公赵小娥也是在倾听天籁之音中找寻到自我拯救的路径。作为在中元节被强奸犯播撒的一粒种子，这一身份让她在精神上遭受父亲（养父）、继母和姑姑的辱骂，同村人也歧视着她。身世的屈辱、生活的重负、两任男友的抛弃等诸多因素使她患上了精神上的败血症，让她产生报复强奸生母者的心理。当她找寻到了强奸自己生母的人——自己的生父之后，赵小娥开始制订周密的计划，并谋划一种为自己开脱罪名的方式弑父，最终，逼生父跳江自杀，目的达成。接踵而来的失眠、惊恐和害怕折磨着赵小娥，她陷入一种萎靡的精神状态中。吉莲娜为了让她走出困扰，不惜将潜藏心底的秘密告诉她，竭力用精神意识和宗教信仰感化她，并以“一个人只有消除了恨，才能触摸到天使的翅膀，才能得到神的眷顾”{12}的教义，期望她忏悔，实现自我拯救，获得安宁和幸福。在经历吉莲娜辞世，赐予她房产，梦寐以求的物欲得到满足后，接着现任男友齐德铭却突然离世，赵小娥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物欲的填充使得她精神愈加空虚和低迷，而男友的离世让她陷入虚妄与绝望交织的无力中。这样的情境下，她历经一系列精神炼狱的折磨，赵小娥开始反思自己的“弑父”行为，真正在宗教的虔诚信仰中忏悔，并付诸行动，主动付他人为父亲买墓的钱，淬火炼就自己的灵魂，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不管是吉莲娜还是赵小娥，她们最终都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并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用实际行动建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通往德善桥梁的路程中，把宗教信仰的根基牢固树立在道德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以道德律令取缔宗教教义，让上帝彻底变为一种主观精神中依托心灵的必需信念和道德理想，吁求达到“至善”境界。迟子建把道德作为纯粹理性的实践力量，“要求个人将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追求与鲜活个体感性的生存需求相调和表现于实践行为之中”{13}。这种调和与统一，使得道德主体获得一种超越意志，散发着德行光辉，让精神价值旁落、道德倾覆的人，脱离凡尘泥沼的痛苦，获得精神救赎。这和康德所言的“道德的宗教”如出一辙，社会个体秉持内心意念，在精神信仰的感召之下，真诚地坚定自己的道德意向，使道德法则成为行动的基石，实现自我精神的洗涤，灵魂于悲悯中得到历练，走向圣洁。“（道德的宗教) 具有这样一条原理: 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力所能及去做，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14}在生活中有了过失，就要用实际行动实现灵魂的救赎。《烟火漫卷》中的刘建国便是如此。刘建国丢失了朋友的小孩铜锤之后，内心承受着巨大的负罪感，“这道负罪的枷锁已深入骨髓，把他牢牢捆绑”{15}，长期的精神压抑导致他猥亵了六岁男孩武鸣，这加深了他的负罪感。为了赎罪，刘建国经常去犹太公墓祭奠代表精神信仰和文化符号的谢普莲娜，希望通过真诚忏悔实现精神救赎。最后，他选择以世外桃源式的隐居生活终生陪伴武鸣，实现自我救赎。

“万物有灵”也是缠绕在迟子建小说中的一条叙事纽带。小说故事里的人物认为大自然是有魂灵、有生命的，他们将对大自然的虔诚信仰，凝结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是世界观的空间部分，即人们在从事实际活动中形成的地方化的价值观。”{16}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的云娘，认为自然中的草木、石头和花朵，以及铁轨都有魂灵，充满灵性。她对大自然的这种思想情感生发出善良的品质，使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爱护着小站生活的居民。天气大旱时，她用神偶祈雨使旱情得到缓解；镇委书记儿子吴作文起歹心欺压民众，她对神偶参拜使得吴作文抽羊角风。“泛神”“泛灵”的生存信仰哺育了云娘的善良，在自然灵性和命脉的枨触下，使得云娘以感性情怀抚慰世间生灵，并用美德浇灌着人性基质。让生命回归感性，道德主体燃起爱的灵魂和火的言语，正如诗人惠特曼一般，将感性情怀熔铸在自然事物的兴辞实践中，用《草叶集》唤醒美德伦理，充当着“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17}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还存在着萨满这样的道德主体，他们作为沟通人和神的代言人，为了履行自己沟通人神、祛邪去灾、拯救生命等职责，可以奉献一切。迟子建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说：“我觉得身为萨满，他就是宗教的使者，他们要勇于牺牲个人身上的‘小爱’，获得人类的‘大爱’，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身上体现的最鲜明的一个特征。”{18}萨满法师始终把宗教信仰奉为精神指向的风向标，置于心灵的优先地位，在这样的道德律令的驱使下，其行为准则朝着“至善”的境界发展，散发着神性之光。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最为悲壮的人物，两人都拼尽全力践行着“道德的宗教”的使命，无私为他人奉献。尼都萨满通过跳神让身患重病的列娜苏醒过来，让生病的驯鹿痊愈，让患眼疾的人重见光明，甚至为了族群的和睦和安宁，放弃了自己的感情，最后于迟暮中黯然离去。妮浩萨满也是如此，用臻于“至善”的品质，诠释着德行之光。她每次跳神救活他人，自己就要牺牲一个孩子，但她认为自己既然是萨满，就不能见死不救：第一次为了救身患重病的小孩，妮浩萨满自己的儿子果格力顶替他人去世；第二次为了救被熊骨卡住喉咙的族人，失去了女儿交库托坎；第三次为了救奄奄一息的少年，牺牲了未出世的孩子。面对以命换命的抉择，妮浩萨满忍痛舍却“小爱”，以他人生命为首位，为救族人于山火之中，祈雨灭灾，唱完最后一首神歌后，牺牲了自己。萨满法师始终把道德法则置于内心深处的优先地位，并将“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德意志的感召促使他们以无私道德品质帮助他人。在这种“至善”境界的表意书写下，萨满法师的德行散发着熠熠光辉。

在信仰的淬炼下，人的精神品质会得到提升，其主体人格的道德境界也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他人也会受到此人道德意志的感召，生发出个体精神的德善品质。如《白雪乌鸦》中的傅百川和伍连德，前者秉持爱国的信仰，面对灾难，让药铺的中医免费为老百姓熬制中药，并且出钱召集女工为老百姓制作口罩以预防鼠疫，用无私奉献的道德和良知唤醒他人一起抗疫，在灾难面前筑起温情；后者谨遵医者仁心的信仰，在疫情得不到遏制时，选择了“焚尸”这一最有效的途径。在传统社会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伍连德一人揽下所有责任和谩骂，即使没能等到上级的通知，也要执行自己的计划，救民众于水火中。他们用自身的信仰体系点亮他人生命的黑暗时刻，用内在精神的表现感化他人的道德和良知，也促使他人得到拯救，共同激励人性趋向至善状态。

在现代浪潮的裹挟下，强调科学精神的工具理性以及推崇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现实主体在“现代性体验”的过程中，绕不开“现代性”这一根本宿命问题。然而，拘囿历史条件的限制、世俗欲望的熏染，现实主体陷入发展不充分的尴尬境遇，导致现实人格和理想人格的撕裂，自我异化由此生成，进而在纷繁诱惑中放逐自我，于物质和精神中流浪，失去自然的本真天性和生存的韧性热望，患上精神贫血症，生命状态渐趋空虚凋零。

理想人格的构建是以个体的潜能为内在根据，展开为一个包含多重内容的历史过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向自由的境界飞升。艺术个性能激发现实主体的原动力和内驱力，使理想人格冲破现实人格的抑制。因而，面对现代性困境，迟子建力图以文学的主体性和超越性揭示纯粹理性的冰冷和无力，着墨于诗性人格的理想范式建构，以人道主义情怀涌流，为人的向善向美自由发展、为“诗性正义”找寻一剂治病疗疾的精神良方。

注释：

{1}杨春时:《论审美现代性》，《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2}李泽厚:《华夏美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9页。

{3}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页。

{4}王光东、丁琪: 《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6}{7}迟子建:《采浆果的人：迟子建短篇小说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页、第167页。

{8}邓刚:《生命进化与宇宙意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现代哲学》2016年第1期。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10}何晶、迟子建：《不是所有爱情都能开花》，《羊城晚报》2013年4月8日。

{11}{12}迟子建:《晚安玫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第143页。

{13}仲帅、杨思远:《批判的批判：康德宗教神学之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14}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5}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

{16}[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17}[美]玛莎·努斯鲍姆著，丁晓东译:《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8}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